党群工作

“我打拼几十年，贡献也不少，多吃一点、多拿一点，算什么”“我能力、学历都比他们强，凭什么赚得比他们少”……纵观公开通报的案例，因觉得自己“吃亏”而萌生“补偿心理”，最终走上贪腐道路的党员干部绝非个例。

干一点工作就要求回报，比别人多付出一些就觉得自己吃亏。这种错误心态，背离了党的宗旨，不仅是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诱因，更是侵害党内风气的思想“毒素”。

“总觉得自己吃了亏”实则是心态失衡

认真履行职责，干好本职工作，本是党员干部应尽的义务。但有的党员干部却将此当作索取个人利益的砝码，一旦回报与自己的欲求不相符，就会心态失衡，产生消极情绪，甚至为了弥补所谓的“损失”而不惜践踏纪律底线。

湖南省常德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卢武福就是一个典型。卢武福曾作为援藏干部在西藏南部地区、海拔近4000米的隆子县担任过县委书记。雪域高原艰苦环境的锻炼，本应成为卢武福的一笔精神财富，但卢武福却觉得自己吃了苦，应该要补偿回来。尤其是回湖南任职后，他看到一些老板豪车阔宅，挥金如土，感到自己付出不比他们少，能力不比他们低，心里更加不平衡，因而放纵自己，大搞权钱交易，追求奢靡享受，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另一种“补偿心理”的典型出现在个别未得到提拔或临退休的党员干部身上。有的党员干部觉得自己取得了成绩，理应得到提拔重用，一旦升迁受阻，就心生埋怨，产生“政治上无望，经济上弥补”的错误心理。“自己在县委书记的位子上坐久了，感觉工作干得不错，但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心态开始失衡，从第二任县委书记开始，就只想着怎么多挣钱了。”河北省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在因贪腐落马后这样表示。

有的党员干部认为自己即将退休，一旦离开了岗位便是“人走茶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如乘机补偿一下。“我想利用退休之前最后的机会多捞一些。”今年3月，湖北省赤壁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蒲圻师范学校原校长简明凤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面对执纪审查人员，她这样陈述自己贪污受贿时的想法。

还有的党员干部认为自己把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忽略了家庭，“亲情损失金钱补”是理所应当。宁夏回族自治区经信委原副主任高重瞳便认为：只有为丈夫提供更多的财富，才能弥补对家庭的亏欠。最终，她因受贿134万余元而锒铛入狱，更给家庭带来悲剧。

“补偿心理”背后是个人贪欲的膨胀

“知足者常乐、贪婪者常悲。”“补偿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些党员干部的盲目攀比：看不透“名”的诱惑，就会计较职务的高低；看不透“利”的诱惑，就会在物质上进行攀比，越比差距越大，越比心态越不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但个别党员干部对权力缺乏敬畏之心，把权力当成自己谋私的手段，忘记了党的教诲、组织的培养、人民的嘱托。河南省焦作市园林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天雄，在该市园林系统连任23年的一把手。在园林系统工作久了，他深感不如别人提拔得快，便开始将手中的权力变成补偿自己“亏欠”的工具，完全忘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源于党和人民。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补偿亏欠”其实只是这些贪官自欺欺人的借口罢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党性弱化、信仰缺失，漠视纪律规矩，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眼里总看到自己所缺少的，总觉得生活对不起自己，这是一种病态的思维方式。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工作不是‘等价交换’，不能斤斤计较职务、报酬、待遇。总认为自己‘吃了亏’，总觉得别人得到的多，欲望永远都得不到满足。”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如果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和党的事业摆在首要位置，不能从正确的角度看待问题，心态就会失衡，轨道就会偏离。

一心为民就不会患得患失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讲奉献，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有了这颗心，就会‘痛并快乐着’，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就不会患得患失。”防止“补偿心理”滋生，广大党员干部应当牢记宗旨意识，增强纪律意识，秉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反纪律的原则；要清醒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群众做贡献是自己身为党员干部的义务和职责。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在工作中，应多向先进看齐，发现自己与先进之间的差距；在一时失意时，多反思自己的不足之处，不断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和能力水平，做到在名利待遇上不计较、不攀比、不失衡，在能力水平上不自满、不懈怠、不停滞。

消除党员干部补偿心理，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严格组织生活，加强纪律规矩教育。要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谈心谈话制度，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加强党性锻炼，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宗旨意识，不忘初心，在面对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和种种诱惑时，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

“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当官。”这不仅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守自己的职责本分，也提醒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那些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用起来，让那些向党伸手要职务、要名誉、要待遇，让那些和组织讨价还价的干部没有“市场”，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关键人群、关键节点，及时发现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对那些出现思想松动、负面情绪的党员干部，要通过谈话等方式，把‘补偿心理’遏制在萌芽状态；对那些在‘补偿心理’驱使下顶风而上、触犯纪律的党员干部，加大查处曝光力度，让党员干部吸取教训。”

【廉政文苑】
“好医生就该在病人身边”
记浙江大学85岁高龄的教授郑树

一周有两个上午坐门诊，一个半天进行多学科综合诊治，剩余时间一直泡在实验室里——这，就是浙江大学85岁高龄的教授郑树的“生物钟”。

“练就白求恩那样的技术，解除百姓病痛”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郑树1949年考进浙江大学医学院，三年后进入一墙之隔的浙大附属医院进行临床学习……郑树常常是上午在医院查房、跟门诊，下午去学校图书馆学习，“那时候便想着，一定得好好学习，为党和国家、为百姓做点事儿。”郑树回忆道，“我要练就像白求恩医生那样的技术，解除百姓的病痛。”

刚参加临床诊疗不久的郑树，每年有一半时间要承担《外科总论》和《局部解剖》两门课的讲授，扎实的理论基础加上勤奋的练习，郑树练就了可用一把医用剪刀，对每一条血管神经既可分离皮肉组织，又能开展切除作业的本事，患者们为此送给她“一把刀”的美誉。听说“一把刀”来了，患者就会踏实、心安许多。

每次下乡为农村群众诊疗，临走时，农民们总会感激不尽。郑树却时常反思说：“我们只是做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却得到患者如此厚爱。如果没有良好的医德、高超的医术和对患者的深情厚谊，如何承得起这份爱与感激？”

“如此努力，因为我所追求的问题还没解决”

浙江省在上世纪是全国大肠癌发病率较高的地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的春天”来了，郑树着手建立肿瘤研究所，深入调查浙江当地大肠癌病原。她带领团队对海宁市30岁以上共计50余万人口进行普查。刚开始普查，群众不理解，一天下来没几个人主动配合。后来郑树想了个办法，她请乡镇干部带头，一旦发现有大肠息肉，并确定为癌前期病变者，及时进行手术。此事传开，许多村民开始转变观念，自发来做筛查，最终有4000多人被发现为大肠癌高危人群，并被及时干预。

此后20多年，郑树带领团队继续开展跟踪检查，通过早期预防和治疗避免了大肠癌大面积发生的悲剧。为了彻底搞清楚大肠癌高危人群的高危因素，1982年起，郑树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研究，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中美华人大肠癌流行病学研究。通过仔细记录高危人群的生活习惯，拟订了300多个可能与大肠癌相关因素的问卷，经筛选并通过统计学分析，凝练为十几个问题，组成一份含金量很高的高危因素调查问卷。

后来，郑树团队将这套问卷，连同为大便隐血检测后确定的高危人群进行肠镜检测的干预阻断研究，作为一套系统的“量化高危因素序贯筛检方案”，为我国大肠癌研究提供了总体思路和研究方案，目前已在全国多座城市开展使用。

“我们还在为如何更精确地确定大肠癌高危人群范围而努力，如此努力，是因为我所追求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今，郑树和她的科研团队正准备通过新媒体向受众推送自查问卷，并力争研制出简单的大便隐血自测器，促进大肠癌早前期自筛的常态化。

“争取为国家医疗事业再多工作几年”

郑树出门诊时，总有几名博士生旁听。她时时告诫学生，临床医学就是“临在病人旁”，一个好医生就需要在病人身边，真正给其关心、宽其心结。

作为一名女医生，郑树持之以恒地对妇女和儿童患者倾注特别关爱。1966年初，正随医疗队在永康下乡的郑树被紧急叫去参加会诊。到了手术室，她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一个50岁的女患者躺在手术台上，旁边的医生要切除一个比篮球还大、布满粗大血管的子宫及附着在上的肌瘤，由于肌瘤的大小前所未见，遂特意请来郑树坐镇。

当时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手术室常常停电，遇到大型手术还常常没有足够的储备血液，更没有先进的B超成像技术，诊疗过程更多依赖于医生的技术与经验。

郑树发现，患者体内存在表征怀孕的黄体。千钧一发之际，郑树迅速做出判断——停止子宫肌瘤手术改为剖宫手术。手术刀一划开子宫峡部，温热的羊水马上涌了出来，一个小脑袋跟着出现，在场的医生都惊呆了……

“每次回想起这个病例，我总会胆战心惊。”郑树说，每个医学生都学过黄体是胎儿前几个月的营养物质，检查出黄体，医生就要当机立断做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以降低风险，但当时却没有一个医生意识到这一点。“对妇女儿童的关爱，要切实落实到具体的行医过程中。”

对别人关爱的郑树，却疏于关注自己和家人。和丈夫婚后的18年里因工作原因两地分居，年幼的女儿都需要她一人看管。轮到值夜班的时候，家里没人照看女儿，郑树就把女儿带到医院。夜里急诊上手术台时，只好让女儿呆在值班房里。有时候手术一做就是通宵，出来天都亮了，郑树只好拜托同事帮忙买个糯米饭团作为女儿的早餐。谈起女儿，郑树总会流露出母亲的柔情与无限愧疚……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成从医，到上世纪60年代下乡为农村群众诊疗，再到出国学习成长为高校校长，郑树的个人命运始终与时代牢牢捆绑在一起。郑树常说，“我们的党让中国变得独立富强，从最初的积贫积弱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愿意与我们合作，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我要争取为国家的医疗事业再多工作几年。”